民进党吞下“三连败”苦果,台媒:反映选民对其失望与怒火******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台北“立委”补选,民进党毫不意外再败。连同去年11月的“九合一”选举以及12月的嘉义市长延选,这已是民进党遭遇的三连败。
这次补选是为了填补蒋万安因参选台北市长而辞去的“立委”席位,由国民党的王鸿薇对阵有“小英男孩”之称的民进党人吴怡农。据《中国时报》9日报道,此次台北市第三选区补选,投票率仅43%,结果王鸿薇以多出5780票的优势击败吴怡农,为蓝营守住重要一席,也保住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本命区”。王鸿薇称,这场选举是台北市长选举延长赛,成功接棒让市长蒋万安拼市政没有后顾之忧,更对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和“立委”选举打下一剂强心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称,国民党不会有一丝一毫自满。
民进党代理主席陈其迈9日称,民进党虚心接受结果。《联合报》9日称,这次补选投票率不高,依过去经验,这意味着蓝绿都得靠基本盘取胜,但嘉义市长延选和台北市第三选区补选的结果都对民进党不利,表明连绿营基本盘也看不下去民进党的作为,投票率低落。文章认为,这一波蓝强绿弱和民进党屡战屡败,更多的不是国民党支持率扩张,而是民进党自我沉沦所致。
紧接着南投“立委”补选将在3月4日登场,联合新闻网9日直言,“几乎可以预期民进党会输”。“立委”办公室主任黄世安9日撰文称,从政治现实面而言,此次与3月的“立委”补选结果,对接下来的“立法院”政治生态几乎不会有任何影响。但绿营连败所引发的政治骨牌效应,对蓝绿两党内部权力结构与路线之争,甚至2024年选举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更可怕的是,政党一旦进入败选循环阶段,不论政策好坏都将失去论述的正当性与民众的关注度,也不具理性讨论的意义,“让整个政党弥漫着失败主义,只能坐以待毙,等待对手出错”。
《中国时报》9日称,此次吴怡农一改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的打法,有争议的党内人士一概谢绝站台,也不见蔡英文“轰炸式辅选”。但从选举结果来看,无论是败选检讨,还是民进党当局发红包笼络民心,各种手段统统失效。民进党选战三连败,反映的是选民对其的失望与怒火,吴怡农的败选是选民给民进党的第三次警告,提醒执政者“检讨不能只是说说而已”。文章称,蔡英文承诺的行政部门改组“支票”,如果届时还是换汤不换药,未来势必将继续吞败。(程 东)
(环球时报)
Paxlovid仿制药猜想******
1月10日,“辉瑞称正与中国伙伴合作”的消息引发市场热议。有报道称,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Albert Bourla在旧金山举行的摩根大通医疗保健会议上表示,正与中国的合作伙伴携手,预备从今年上半年开始在中国提供新冠口服药Paxlovid。同时Albert Bourla否认了有些中国公司生产及销售Paxlovid仿制药的消息。在辉瑞Paxlovid无缘医保后,相比降价幅度争论,供应是业界更关注的焦点。若实现本土化生产,Paxlovid的“一药难求”能缓解吗?
本土化生产
Paxlovid本土化生产提速。Albert Bourla在旧金山举行的摩根大通医疗保健会议上表示,正与中国的合作伙伴携手,预备从今年上半年开始在中国提供新冠口服药Paxlovid。
辉瑞中国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证实了上述消息。“Albert所提到的就是早些时候与华海药业签订的本地化生产协议,并不是新发生的事情。目前我们双方正在积极推进。”该负责人说道。
2022年8月,华海药业与辉瑞签订了《生产与供应主协议》,华海药业将在协议期内(5年)为辉瑞公司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的Paxlovid提供制剂委托生产服务。具体的合作内容为,辉瑞提供奈玛特韦原料药与利托那韦制剂,华海药业负责奈玛特韦制剂生产,并完成组合包装。
据上述合作内容,华海药业生产的为Paxlovid原研药,而非仿制药。“目前我们公司正配合辉瑞加速推进Paxlovid本地化生产项目的各项工作,以保障Paxlovid在中国市场的充足供应,持续满足中国患者的新冠治疗需求。”华海药业相关人士对北京商报记者说道。
辉瑞方面同时对Paxlovid未进医保的原因作出了解释。辉瑞称,辉瑞与中国就Paxlovid在华定价的谈判已经中断,原因是中国政府要求的价格低于Paxlovid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售价。
虽然Paxlovid未能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辉瑞方面称,仍将一如既往地配合政府和其他相关合作方,确保Paxlovid在中国市场的充足供应。对方给出的时间表是,未来3-4个月内通过中国本地合作伙伴实现新冠口服药Paxlovid本地化生产。
强仿消息不实
在“一药难求”的背景下,各路黄牛层出不穷,药价炒到上万元,市场上的印度仿制药更是真假难辨。随后,市场传出国家药监局作为牵头部门正与辉瑞就Paxlovid的仿制药合作进行谈判的消息。
辉瑞方面对此予以否认,辉瑞称,报道称中国方面正在与辉瑞就允许当地制药商生产仿制药并进行销售一事进行沟通的消息是不准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规定了可以颁发强制许可的几种情形,具体包括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对专利药品的制造和出口颁发强制许可等。
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法商研究中心主任、医药卫生法学教授邓勇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Paxlovid强仿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国家没有动用强制许可制度的先例。少数几个药企曾申请过,也没有成功,比如当年甲型H1N1流感猖獗的时候,白云山制药总厂研发的达菲仿制药‘福泰’因没有获得罗氏制药的许可,于2009年试图向国家药监局申请启动强制许可程序,最终也没有通过。”
邓勇进一步表示,这背后是我国药品政策强调守正创新、保护企业创新积极性的考虑: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但由于强制许可制度实质架空了专利制度,因此在有替代手段(药企捐赠、医保支付、社会援助)的情况下,不会考虑采用强制许可。如果贸然地采取强制许可,开了先河,那么药企面对动辄投入百亿、耗时极长的新药研发就会望而却步,马上就没有国内企业愿意开发新药了。这样久了以后,就会导致行业里全是仿制药企业,这些企业没有核心技术壁垒,整个市场就会充斥着恶性竞争。
比起降价幅度,Paxlovid的供应是业界更为关注的话题。不同于需要长期服用的慢性病药物,Paxlovid作为新冠治疗药物,有其特殊性。部分患者的需求是,哪怕自费,只要能买到也行。
业内人士撰文指出,“希望Paxlovid进医保,不仅是或者说不是想着这个药能降价,而是希望进了医保之后,这个药的供应能够得到保障,感染了之后符合条件——重症风险高的人能及时用上”。